作为科学家，彭加勒颇具哲学头脑，思想敏锐而深刻，他研究和探索的问题往往超出了一般科学家的视野。作为思想家，彭加勒学识渊博，心胸开阔，他在论证自己的哲学观点时，不仅大量引证了他所精通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材料，而且也旁及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生理学、心理学等领域，他所掌握的材料之丰富绝非纯粹哲学家所能企及。作为一名学者，彭加勒在临终前三周(1912年6月26日)，抱病发表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中说：“人生就是持续的斗争”，“如果我们偶尔享受到相对的宁静，那正是我们先辈顽强地进行了斗争。假使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警惕松懈片刻，我们就将失去先辈为我们赢得的成果”①。正是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顽强的意志造就了这样一位伟人。
彭加勒的哲学著作包括：《科学与假设》（1902）、《科学的价值》（1905）和《科学与方法》（1908)。逝世后遗著被编辑为《最后的沉思》出版（1913)，这是彭加勒所期望的第四本科学哲学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通过对他的科学研究的总结和对当时科学成就的深思，在科学哲学上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新思想。他捍卫“为科学而科学”的准则，认为“只是由于科学和艺术，文明才具有价值”②。他承认科学的目的是寻求真理，即使科学原理（有别于定律）也要由实验来最终裁决，因为实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唯有实验能够告诉我们新东西，给我们可靠性。他充分肯定了科学的固有价值，认为科学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在科学理论的更迭中，真关系将通过溶化在更高级的和谐中而得以保留。
彭加勒通过对科学的哲学反思看到，无论是康德的先验论还是马赫的经验论，都不能说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为了强调在从事实过渡到定律以及由定律提升为原理时，科学家应充分享有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于是，他提出了约定主义。彭加勒认为，在数学及其相关的学科中，可以看出自由约定的特征。当我们将数学中的一个证明分析为其原初的运算，检验它们并确定其为正确无误时，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理解是什么给予了该证明以统一性。因为总是存在着更多的且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可能以达到同一个目标。我们用来推导一个结论的推演的种类当然可以是不同的。因此，只要结果一样，逻辑程序的内容是无关宏旨的。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几何学：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内容的正确性是与实在的一致，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有意义地断言它。我们只能给出实用的论证，它们向我们解释一个构造优于另一个构造的地方。于是彭加勒断言：“一种几何学不会比另一种几何学更真；它只能是更为方便而已”，“经验没有告诉我们哪一个是最真实的几何学，而是告诉我们哪一个是最方便的几何学”①，“几何学的第一批原理只不过是约定而已；但是，这些约定不是任意的……”②
①[法]彭加勒：《最后的沉思》，中文版译者前言，vii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②法]彭加勒：《科学的价值》，346页，见《科学的价值》（此书是《科学与假设》、《科学的价值》和《科学与方法》的合集)，李醒民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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