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挪用的问题在历史上如此变化多端，因此必然引起各种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运作的可能性：恰恰因为战争仅仅是游牧战争机器的增补或综合目标，它才经历了那种致命的犹豫，国家机器才能够利用战争，反过来用战争机器对付游牧民。游牧民的犹豫是传奇式的：如何使用所征服的和跨越的土地？将其归还荒漠？归还高原？归还开放的草原吗？不然就让国家机器幸存下来，它能直接利用这些土地，但早晚要建立属于那个国家机器的新王朝：因为成吉思汗及其追随者能够长时期地扩张，融入所征服的帝国，同时又能保持草原上的一个平滑空间，使所有宗主国中心服从于它。这是他们的天才，蒙古的世界和平。事实仍然如此，游牧民融入了被他们征服的帝国，这种融入成了国家机器挪用战争机器的最有力因素之一：这是游牧民面对的不可避免的危险。但还有另一个危险，当国家挪用战争机器时威胁到自身的危险（所有国家都感到这种危险的重压，也感到了这种挪用给它们带来的危害)。泰摩兰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不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而恰恰是他的对手：正是泰摩兰建立了了不起的战争机器，掉转枪口，对准游牧民，但恰恰由于这个事实，游牧民才有义务建立一个更沉重的、更没有生产能力的国家机器，因为它的存在仅仅是作为挪用那个机器的一个空洞形式。①把战争机器掉转过来对准游牧民，正如游牧民把战争机器对准国家一样，也暗藏着一种巨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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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
游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