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从固定的观点来撰写的，而且是以一部统一的国家机器撰写的，至少是一部可能的国家机器，即便它的题目是游牧民。所缺少的是一部游牧学，即一部历史的反面。在这方面，成功也是罕见的。比如，关于儿童十字军的主题：马塞尔·施沃布的著作繁殖了像是许多高原的叙事，其维度的数量也在不断变化。然后是安德兹耶夫斯基的《乐园之门》（Lesportes du paradise)，只由一个未间断的句子构成；儿童的流动；走走停停、流离失散和匆匆忙忙的流动；所有儿童的忏悔的符号学流动，他们走到队伍前头逐个向那老和尚忏悔；欲望和性的流动，每个孩子都被爱所抛弃，或多或少为文多姆伯爵死后邪恶的鸡奸欲望所吸引；所有这些都循环往复地聚合起来。重要的不是这些流动究竟“是一还是多”——我们已经度过了那一刻：存在着表述的集体组合，欲望的机器组合，一个在另一个之内，二者都被塞入了一个巨大的外部，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那个外部都是一种繁殖。一个较近的例子是阿曼德·法拉齐论第四次圣战的著作《错位》（La dislocation)，书中，句子要么间隔加宽，排列松散，要么就拥挤在一起，相互共存，而字母和印刷也随着圣战越来越进入谵妄状态而呈跳跃态势。①这些是游牧和块茎写作的模式。写作与战争机器和逃亡路线结合起来了，抛弃了地层，分隔，定栖，和国家机器。但为什么还需要模式呢？这些书难道不是圣战的“形象”吗？它们不也保留一个统一体吗？在施沃布的书中是中枢统一体，在法拉齐的书中是流产的统一体，而在最成功的例子即《乐园之门》中，则是穿着葬礼服的伯爵的统一。还需要一个比圣战更深邃的游牧主义吗？一个关于真正游牧民的游牧主义？还是关于不再运动、不再模仿任何事物的游牧民的游牧主义？那些只聚合的人的游牧主义。书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充足的外部，并用这个外部在异质性中聚合而不是去再生产一个世界呢？文化之书必然是一个踪迹：本身已经是一个踪迹，同一位作者的前一部书的踪迹，其他的不管有多么不同的书的踪迹，既定概念和词语的无休止的踪迹，世界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踪迹。甚至反文化之书也仍然背负着过重的文化负担：但它将积极地利用这个负担，是为了忘却而非为了记忆，为了不发展而非为了趋于发展的进步，以游牧而非定栖方式，制作一张地图而非寻踪索迹。块茎学=波谱分析学（POP ANALYSIS)。即便人们除了阅读外还有其他事情可做，即便其中的学院文化或伪科学性的障碍仍然太痛苦或太沉重。如果把科学完全留给其自身的发明它就会彻底发疯。且看数学吧：它不是科学，而是怪物的俚语，是游牧。甚至在理论界，尤其在理论界，靠不住的和实用的框架都强似踪迹的概念，这些概念的突破和进步并不改变什么。察觉不到的断裂，并非意指的突破。游牧民发明了一台战争机器以与国家机器相抗衡。历史从未曾理解游牧主义，书从未曾理解外部。作为书和思想模式的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逻各斯，哲学家一国王，理念的超验性，概念的内在性，精神的共和国，理性的法庭，思想的公务员，作为立法者和主体的人。国家假装成一种世界秩序，使人扎根。战争机器与外部的关系并不是另一个“模式”，它是使思想本身成为游牧的一次组合，书则是每一台活动机器的一个工作零件，一个块茎的一条枝干（反对歌德的克莱斯特和卡夫卡）。
158
游牧思想
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
① Marcel Schwob, The Children's Crusade, trans. Henry Copley ( Boston: Small,Maynard, 1898); Jersy Arrlrzejewski, Les portes du paradis (Paris: Gallimard, 1959); Ar-mand Farrachi，La dislocation(Paris:Stock，1974). Paul Alohandery就在施沃布的语境中谈到，在某些情况下，文学可以激活历史，并给历史指出“真正的研究方向”；La chretiente et l'idee de croisade (Paris: Albin Michel, 1959), vol. 2, p. 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