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工具还是对武器，集体的和机械的组合一般来说都比技术因素重要。武器和工具是结果，不过是结果而已。人们常常说一件武器一旦脱离了与其紧密相关的战斗组织之外，便什么都不是。比如，“重甲步兵”的武器只依靠作为战争机器之一种变化的方队而存在：当时惟一的新武器，双柄盾牌，是由这种组合创造出来的；其他武器以前就存在，但在其他组合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性质。①构成武器系统的始终是组合。矛和剑是在青铜时代根据人一马组合的需要出现的。人一马组合加长了匕首和矛头，造出了最早的步兵武器，晨星球和砍斧便过时了。马镫的出现又促成了一种新型的人一马组合，导致一种新型的矛和新武器；而这个人一马一镫的组合本身是可变的，依据是否相关于游牧时代的普遍状况，或是否于后来重新用于封建时代的定居状况，而产生不同效果。工具的情况完全相同：一切都取决于工作的组织以及人、动物和质料的组合。因此，重犁只是“深耕”占主导的组合的特殊工具，马作为役用动物而取代了牛，土地也历经三年一次的替耕，而经济也成为社区的了。在此前，重犁也可能存在，但在其他组合的边缘而没有显出任何特殊性，它与浅耕的区别性特征也没有开发出来。②
① 关于这两个模式之间的一般区别，“自由行动，”“消耗的力/保存的力，” “真实效果/形式效果”等，见Martial Guéroult's Dynamique et métaphysique leibnizienne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34), pp. 55, 119ff., 222 – 224.
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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