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结构主义在哲学中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错置了前沿。当重点从失败的本质转向意义观念时，哲学似乎划分出两个阵营：一个把意义与一种新的超验性、一个新的神龛和一个经过改造的天堂联系起来：另一个在人及其深渊，在新挖掘的深度和地下世界里发现了意义。热衷于雾霭蒙蒙的天空（科恩尼格斯伯格[Koenigsberg]的天空）的新神学家们，藏身于深山古穴的新人文主义者们，都纷纷跳将出来，以神一人或人一神的名义探讨意义的奥秘。有时很难把他们相互区别开来。但今天之所以不可能进行这种区别，首先是因为我们目前对这种不确定性话语已经厌倦，不知道是蠢驴驮人还是人驮蠢驴或驮他自己。此外，我们感觉到有人把一种纯粹的反意义强加于意义之上；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意义总是表现为原则，储存，保留，本原。作为天上的原则，据说它从根本上被忘却和掩盖了，而作为地下的原则，据说它被深深地涂抹、转移和异化了。但在涂抹和掩盖之下，我们肩负着重新发现和恢复意义的使命，在一个未得到充分理解的上帝身上，或在未得到全面探讨的人身上重现和恢复意义。今天回荡着一条可喜的消息，即意义从来不是什么原则或本原，而是被生产出来的。它不是要发现的东西，要恢复的东西，要重新利用的东西；它是将用新的机器生产的东西。它不属于任何高度或深度，但属于一个表面效果，与表面效果不可分割，表面是它的正当维度。这并不是说意义缺乏深度或高度，而是说高度和深度缺乏表面，缺乏意义，或只能通过假定意义的一种“效果”来拥有意义。我们不再追问宗教的“本原意义”是否存在于一个被人背弃的上帝身上，或存在于以上帝的形象异化的人身上。比如，我们不在尼采身上寻找一个颠覆或超验的先知。如果有哪位作者认为上帝之死或禁欲理想之自由堕落毫无意义，因为人的虚假深度、坏的信仰和愤恨将其弥补了过来，那就是尼采。他在别的地方，在（上帝和人都不说话的）格言和诗歌之中寻找新的发现，它们都是生产意义和勘察表面的机器。尼采开创了有效的理想竞赛。我们也不在弗洛伊德身上寻找人类深度和本原意义的探险者，而把他看作一个天才的发现者，无意识机制的发现者，意义就是借助这个机制而被作为非意义的功能生产出来的。我们怎能不感到我们的自由和力量既不寓于神圣的普遍性，也不寓于人的个性，而寓于那些比神还神圣的特征之中呢？这些特征与其说是作为主体的我们，毋宁说是作为客体的我们；它们具体地赋予了格言和诗歌以生命，赋予了永久革命和局部行动以生命。这些令人神往的机器就是民族和诗歌，他们当中有什么官僚因素吗？我们只要挥霍一点；我们只要来到表面；我们只要像鼓一样蹦紧我们的皮肤，“伟大的政治”就足以开始了。一个空洞的正方形既不是人的，也不是上帝的；那些特征既不是一般的，也不是个别的；既不是个人的，也不是普遍的。所有这些都贯穿着流通、回声和事件，它们生产了更多的意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力量，是人所从未梦想过的，也是上帝所从未构想过的。今天的任务就是让这个空洞的正方形流通，让那些先于个体和非人格的特征说话——简言之，生产意义。
哲学的意义与任务
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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