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神话建构了内在模式或基础检验模式，人们根据这个模式判断虚构者，衡量他们的虚构。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划分才能进行，划分的目的才能达到，而这个目的不是针对概念的说明，而是针对理念的真实可靠；不是针对类的决定，而是针对宗系的选择。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探讨划分的三个重要文本—《斐德罗篇》、《政治家篇》和《智者篇》的宗系呢？其最后一篇并不包含作为基础的神话。道理很简单。在《智者篇》中，划分是采取悖论的方法进行的，不是为了评价正当的虚构者，而是为了追踪伪虚构者，为了界定假象的存在(甚或非存在)。智者本人就是假象的存在，是森林之神或半人半马的怪兽，或是到处干涉和影射的普罗透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智者篇》的结尾包含着柏拉图主义最非凡的冒险：作为探讨假象和俯瞰假象这一深渊的结果，柏拉图在瞬间发现，假象不仅仅是虚假的复制，而提出了复制和模式的标记问题。智者最后给出的定义使我们无从把他与苏格拉底区别开来一私下里通过短论进行工作的反讽家。没有必要把反讽发展到如此极致吗？难道不是柏拉图本人为颠倒柏拉图主义指出方向的吗？
我们首先从判断柏拉图的动机开始：把本质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理念与映象、原真与复制品、模式与假象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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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
游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