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的立场出发的社会批判，无法满足一种充分的内在批判所需要的这些条件。波洛克与霍克海姆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变化了的性质的分析，表明传统批判的范畴无力充分表达资本主义的内核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自由的基础，这些范畴所表达的矛盾并未超越当下的整体性，指向一个解放了的社会。然而，波洛克和霍克海姆指出了这些范畴的不充分性，却没有质疑它们的传统前提。结果是，他们没能重建一种更为充分的社会批判。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导致了批判理论的悲观论。
第二节波洛克与“政治的首要性”
在讨论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之初，我将考察波洛克基于干预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对资本主义转型所进行的分析所具有的政治一经济前提。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与格哈德·迈耶（GerhardMeyer)和库尔特·曼德尔鲍姆(KurtMandelbaum)的合作中，波洛克首次提出了他的分析，并在之后十年里对其不断加以延伸。面对大萧条以及之后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扮演的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再加上苏联的计划经验，波洛克总结道，政治领域已经取代了经济领域，成为管理经济与表现社会问题的核心场所。他将这一转变描述为政治相对于经济的首要性。①这个概念由此广为流传②，它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对于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而言是有效的，但它已经与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重新政治化了的社会脱节了。这一立场似乎是20世纪资本主义转型的一个不言自明的结果。不过，正如我将指出的，它是建立在一整套有问题的假设之上的，这些假设给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分析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的批判并未质疑波洛克的基本洞见，即干预主义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后果，但是，它确实展现了波洛克用来分析这些转变的理论框架所具有的问题，即他对经济领域的理解，以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的理解，都很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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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