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它要求一种关于资本的概念。但是，在波洛克那里却没有这种考量。他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一词的策略性意图似乎是清楚的—为了强调废除市场与私有财产并不足以使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然而，波洛克没能奠定充分的基础，以将后自由主义的对抗性社会定性为资本主义社会。
此外，波洛克的立场无法解释持续至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阶级对抗的根源。他对经济领域的理解模糊了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背后的物质条件的区别。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建立在市场与私有财产之上的体系必然意味着一个特定的阶级体系；对这些生产关系的克服，被认为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经济前提。一种根本上不同的社会组织必然是一个根本上不同的经济组织。波洛克是从与此相同的、关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结构的前提入手的，然而，在他对后自由主义社会的处理中，经济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内在关联却被切断了。虽然他把国家社会主义描述为一个阶级体系，但是，他却认为其(广义上的)基本经济组织是与社会主义相同的：中央计划，以及在发达工业生产条件下有效地废除私有财产。然而，这意味着一个阶级体系与一个无阶级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与它们的经济组织之间的根本区别无关的。相反，这一区别仅仅是其行政管理方式与目标的结果。基本社会结构由此独立于其经济形式。波洛克的路径意味着，社会结构与经济组织之间不再有任何关系。
这一悖论性结论潜藏在波洛克的理论起点中。假若根据分配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范畴以及生产关系的观念，那么结论不可避免地是：当市场和私有财产被克服时，经济发展的辩证法将走到尽头。随后出现的由政治调节的经济组织则代表了分配方式的历史终结。因此，阶级社会在这种状况下继续存在，就绝非以这一分配方式为基础—这一分配方式可能同样构成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基础。就此而言，阶级对抗也并非根源于生产领域。正如我们所见，在对马克思的范畴的传统阐释中，生产关系的转变带来的，不是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是一种使自身适用于这一生产方式的“调整”。人们认为，这一生产方式已经达至其终极历史形式。在这一框架中，阶级社会的持续存在既无法在生产中，也无法在分配中找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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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