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经济组织在波洛克的分析中是在历史上一成不变的，它支撑着各种各样可能的政治形式，并且与社会结构再也没有关系。由于在波洛克对后自由主义社会的分析中，社会结构与经济组织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他不得不确立起这样一个政治领域：它不仅维持并加强着阶级差异，同时还是差异的来源。阶级关系被简化为权力关系，其来源依旧晦暗不明。然而，考虑到他的起点，波洛克似乎没有什么选择，只能这样简化地分析后自由主义社会中社会生活的重新政治化。
最后，波洛克的潜在假设无法充分地把握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变化了的形态学，它的局限性在波洛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处理中凸显了出来。这一关系本身指涉着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的那些特征，也就是说，指涉着社会形态的本质。波洛克的阐释的逻辑需要在根本上加以重审：如果市场和私有财产确实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么，理想型的后自由主义形式就不应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方面，撇开那些关系结构的（假定的)废除不谈，将新的形式定性为资本主义形式，内在地要求一种对作为资本主义之本质的生产关系的截然不同的规定。换句话说，这一路径应当质疑市场和私有财产是否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生产关系——即使在自由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中。
然而，波洛克并未进行这样的重审。相反，他修正了传统上生产关系的规定：他将其效力限定在自由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并假定它被一种政治分配方式所取代。其结果是一系列新的理论困难与缺陷，它们要求对传统理论进行更为激进的检讨。如果有人和波洛克一样坚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依次具有几套不同的“生产关系”，那么他就必须假定，这一社会形态具有一个尚未被其中任一生产关系所充分把握的核心。然而，将这一形态的本质与所有既定的生产关系区分开来，这意味着后者的特定性并不充分。此外，在波洛克的分析中依旧处于本质位置的“阶级”对抗，则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质时，显得过于缺乏历史特定性了。这些缺陷表明了波洛克的出发点的不充分性与局限性，即他将生产关系仅仅置于分配领域之中。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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