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克分析了社会生活以及统治结构的重大转型，它们联系着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分析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洞见。但是，它必须被放置在一个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我将指出，这一基础同时将对波洛克的悲观论的必要性提出质疑。
很明显，我认为波洛克的批判并不充分，它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为基础。我们只需指出，在国家干预主义的资本主义中，市场竞争和私有财产并未消失或失去它们的作用，那么，这一方法就会重新将一种动力学引入分析之中。（当然，这并不适用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国家资本主义的变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之一，就是它无法为这一类社会提供充分的批判基础。)事实上，在一个不那么直接的经验层面，人们可以质疑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是否真的有可能达到一个所有市场资本主义的因素都被克服了的阶段。不过，基于市场与私有财产的持续重要性，在对国家干预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分析中重新引入一种动力学，这并未触及波洛克的悲观论的根底；它仅仅避免了当这一发展达到其终点一即这些“生产关系”的废除—时所出现的那些根本问题。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这种废除是否确实是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正如我试图展现的，撇开其静态性质以及成问题的理论基础，波洛克的方法确实表明了，依据分配领域去阐释生产关系以及价值，无法充分把握资本主义中的不自由的核心。因此，从这类阐释的角度出发去批评波洛克将是一种倒退，还不及波洛克对问题的分析所达到的高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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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见 Giacomo Marramao,“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大体上，我同意贾科莫·马拉马奥将波洛克的工作与霍克海姆、马尔库塞和阿多诺相关联的看法，也同意他所说的，波洛克未能在新的资本主义阶段中找到“辩证要素”。然而，尽管马拉马奥承认，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Grossmann)的分析中的很多方面对马克思的阐释，是截然不同于支配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那种分析的（p.59ff)，但是他却没有坚持这一内涵。相反，他将波洛克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冲突的阐释，等同于马克思的阐释，由此潜在地将其接受了下来（p.67）。这使他没法从一个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局限的立场上，来支撑他对波洛克的批评，即波洛克将表面现象误当成了本质核心(p.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