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波洛克的理想型分析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它具有一种意料之外的启发意义：它认识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所具有的问题。在从“劳动”的角度出发对分配领域进行片面批判的框架中，马克思的范畴是无法批判性地把握住社会整体性的。不过，只有当市场失去其作为分配者的核心角色之后，这一点才在历史上凸显出来。波洛克的分析表明，任何建立在传统阐释的基础上的把由政治管理的社会秩序定性为资本主义的尝试，都是含糊的。它同时也说明，单单废除市场和私有财产，也即单单有工业生产的“自我实现”，并不构成人类解放的充分条件。因此，波洛克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处理无意中表明，市场和私有财产并非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社会范畴的充分规定，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不是充分的批判性范畴。对由它们所表达的东西的废除，无法建构普遍自由的条件。
波洛克的分析恰恰凸显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这些局限，同时也表明，马克思观念中的矛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标志—并不等同于社会对抗。一个对抗性的社会形式可以是静止的，而矛盾这一观念则必然意味着一种内在的动力。波洛克的分析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对抗性的形式，同时它不具有这种动力。因此，他的分析促使我们注意到社会矛盾的问题，这一问题必须得到结构性的定位，它超越了对阶级和所有制的思考。最后，波洛克拒绝将以最抽象的方式出现的新形式简单地视为未完成的社会主义形式，这使得他能够揭示它的新的、更为负面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统治方式。
波洛克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确实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彼此决裂。波洛克的基本洞见之一是，就其本身而言，一个在私有财产消失后的中央计划体系并不是解放性的，即使这种分配形式充分适用于工业生产。这一点内在地质疑了把“劳动”的理念作为普遍人类解放的条件这一想法—不论这里的劳动是指工业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形式，还是由劳动建构的社会整体性。不过，波洛克的分析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命题的过多限制，以致无法建构一种充分的批判。因为波洛克采纳了对分配方式的片面强调，所以，他与传统理论的决裂，并未真正克服传统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劳动之本质的基本假设。相反，他保留了“劳动”的观念，但暗暗地翻转了他对“劳动”的作用的评估。在波洛克那里，历史的辩证法已经走到尽头：“劳动”实现了它自身。整体性被实现了，但结果却绝不是解放。他的分析指出，上述结果必然根源于“劳动”的性质。之前的“劳动”被视为自由的核心，而现在它则被内在地视为不自由的来源。正如我将论述的，这一翻转在霍克海姆的著作中被表达得更为明确。我所考察的乐观主义的立场和悲观主义的立场之间共享着一种将资本主义劳动理解为“劳动”的想法，这种理解还不及马克思成熟期对李嘉图与黑格尔的批判所达到的层次。波洛克保留了这一观念，并继续把资本主义矛盾视为生产与分配之间的矛盾。由此他总结道，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内在的矛盾。他的分析带来了一种对抗性、压抑性的社会整体性的概念，它在本质上是非矛盾性的，并且不再拥有一种内在的动力。这一概念质疑了人们赋予“劳动”和整体性的实现这二者的解放性作用，但是在根本上，它并未超过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水平线。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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