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困境说明了出发点本身的不充分性。在讨论波洛克时我指出，在他将后自由主义社会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企图中所具有的缺陷表明，通过市场与私有财产来规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始终是不充分的。与此同时，霍克海姆的自我反思性社会理论所具有的缺陷表明，一种批判理论的不充分性是建立在一种“劳动”的观念上的。两者的缺陷都说明，我在之前的章节中所批判的李嘉图式与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在概念上是互相关联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之间的对应，建立在李嘉图式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然而，单纯克服这些资产阶级分配关系并不意味着克服资本，而是意味着一种更为具体的资本整体存在方式的出现，它由庞大的官僚组织，而非自由主义形式来中介。同样，一种以“劳动”的观念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终究是对展开了的整体性的肯定。马克思试图揭示由资本主义劳动所中介的社会关系，并继而塑造劳动的具体形式，然而，居于李嘉图一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核心位置的“劳动”概念却意味着，中介活动被以肯定性的方式加以把握，被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对立面。其结果是一种仅仅对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而言充分有效的批判，它的出发点也仅仅是一种无法克服资本的历史否定形式国家资本主义。
不过，霍克海姆意识到了这一理论的不充分性，但没有重审其前提。结果是，他翻转了更早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1937年，霍克海姆依旧正面肯定“劳动”，认为它在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中，为批判思想的可能性，同时也为解放建立了基础；1940年，他开始（模糊地)将生产的发展视为统治的过程。在《启蒙辩证法》(1944)与《理性的销蚀》(1946)中，霍克海姆对生产与解放之关系的评估显然变得更具否定性：“因启蒙而来的技术手段的进展伴随着一个去人性化的过程。”①他声称，社会统治的本质发生了改变，日益成为技术官僚或工具理性他认为其基础在于“劳动”—的产物。②生产成为了不自由的源泉。霍克海姆确实断言道，当代个人的衰落和工具理性的统治，不应归咎于技术或生产本身，而应归咎于它们所身处的社会关系的形式。③然而，他关于这些形式的观念依旧是空洞的。他以一种不具有历史与社会特定性的方式来处理技术发展，将其视为对自然的统治。追随波洛克之后，霍克海姆将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对抗性的社会，其中，对权力结构的效用，而非对所有人的需求的效用，才是经济重要性的尺度。④他以还原论的方式，依据权力关系，以及依据经济领袖的特殊主义的政治实践，在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处理社会形式。这种关于社会形式的观念，只能与技术发生外在的关系，只涉及技术的使用；然而，它无法与生产形式发生内在关联。而一个对世界的工具化过程的社会解释，而非技术解释，只有在这种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够给出。因此，虽然霍克海姆声称工具理性的统治与个体性的消亡可以得到社会性的解释，并且不应被归咎于生产本身，我依旧要指出，他事实上将工具理性与“劳动”联系了起来。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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