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姆所描述的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解放可能性变得非常贫瘠。在阐述马尔库塞在1941年所发展的一个理念⑦时，霍克海姆指出，或许正是那些摧毁了个体性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可以为一种新的、更少意识形态、更富人道的时代奠定基础。但他很快补充道，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征兆确实微乎其微。①在丧失了成为一种内在历史批判的可能性之后，批判哲学的任务便缩减为揭示那些沉淀在语言中的反工具主义的价值，也即去唤起人们注意文明的现实与理想间的鸿沟，并期望带来更大范围的民众自觉。批判理论不再能够勾勒那种使得更为人道的生存成为可能的秩序的社会基础。赋予语言以决定性地位，认为它能够带来解放性后果，这种努力相当孱弱③，它无法遮蔽这一事实，即理论已经沦为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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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1974), p. vi
② 同上书，p.21。
③ 同上书，p. 153。
④ 同上书，p. 154。
⑤ 同上书，p. 156。
⑥同上书，pp.21,50,102。
⑦ 见"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y,"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9(1941)。其中,马尔库塞描绘了现代技术的负面的、去人性化的效果。他坚持这一技术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并不断讨论其可能的解放效果（pp.414,436-439)。不过，他也没有更为详细地规定这一所谓社会性质。他没有将现代技术的可能的解放性因素的基础放在一种内在矛盾中，而是放在了现代技术可能的正面效应中；这种正面效应，正是随着其负面内容的标准化、去质化等的发展所带来的。彻底的异化将会引发其对立面的这一看法，在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