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鼓动性不是一种不幸，而是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变革的“必然”结果—它是用于阐释这一变革的那些前提的产物。波洛克和霍克海姆意识到了新的整体性形式—官僚制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所造成的负面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后果。社会形态的新阶段为作为一种解放理论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实际的反驳”。波洛克和霍克海姆都保留了传统理论的一些基本前提，然而，他们都没能将这种“反驳”纳入一种更为根本也更为充分的资本主义批判中。结果，他们的最终立场便具有一系列的理论缺陷。举例而言，霍克海姆和阿多诺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所发展的对理性的批判，反过来使得批判理论遭遇了困境。格哈德·勃兰特（GerhardBrandt)注意到，在《启蒙辩证法》中，“资产阶级思想的物化性质，不再像从马克思到卢卡奇对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批判中所做的那样，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相反，现在它建立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上，建立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历史上”④。这一立场动摇了批判理论的事业；其结果削弱了如下的可能性，即这一理论能够为其自己的存在奠定社会基础，也能够为一个可能的历史变革奠定社会基础。
本书的分析，为这一困境背后的前提条件提供了一套合理的阐释。如我们所见，1937年，霍克海姆所假定的前提是：“劳动”超历史地建构了社会，商品是一个分配方式的范畴。基于这一点，他认为物化的资产阶级思想与解放理性之间的差异，是以资产阶级分配方式与“劳动”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霍克海姆后来采纳了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论，认为这种对立不再存在。劳动实现了自身—但压迫以及物化理性的统治都更为强大。如我所述，因为这一发展如今只能被归咎于“劳动”本身，所以，以“劳动”为基础的物化理性的起源，必然被置于商品形式的传播与统治之先。它必须被置于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之中。由于缺乏一种关于资本主义中劳动的特殊性质的概念，批判理论便将其后果归咎于劳动本身。由此，通常所谓批判理论从政治经济学分析向工具理性批判的转向，并不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仅仅以后者取代了前者。①相反，这一转向起源于并奠基于一种对政治经济学的特定分析，更具体地说，就是一种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理解。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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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pp. 160-161.
②同上书，pp.177-182,186-187。
③同上书，pp.179-180。
④ Gerhard Brandt, "Max Horkheimer und das Projekt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in A Schmidt and N. Altwicker, eds., Max Horkheimer heute: Werke und Wirkung (Frankfurt a. M., 1986), p. 282。勃兰特进一步指出，霍克海姆在1950年至1969年间的笔记表明，他后来开始强调社会考察 的对象的历史特殊性所具有的批判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