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试图为后自由主义的辩证整体性观念勾勒一个理论基础，以作为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基点。在我的阐述中，我将试图在理论上超越批判理论的必然的悲观论，并将我的努力与哈贝马斯在同一问题上的工作区分开来。在本章中所分析的理论转向—即霍克海姆的悲观论、他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所开启的“语言论转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语境，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哈贝马斯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质疑人们赋予劳动的社会整合与建构的角色。我们可以认为，他的策略性目标在于，通过质疑劳动的中心性来克服批判理论的悲观论只要劳动被证明无法作为自由的充分基础。换句话说，他意图在理论上重建解放的可能性。在下文中，我将处理哈贝马斯早期对马克思的批判的一些方面。而现在我要指出，哈贝马斯在试图克服批判理论的悲观论的同时，保留了为波洛克和霍克海姆所共享的对劳动的传统理解，并尝试对其社会意义的范围做出限制。作为其工作起点的“劳动”观念，正是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原因。然而，我们可以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为基础，来批判晚期资本主义。在我看来，它要比从对资本主义劳动的传统阐释入手的分析，充分有效得多—不论人们是肯定地将“劳动”作为解放，还是否定地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性活动。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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