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趋势无法在一个线性历史进程中得到理解。它们包含的发展凸显了传统理论的落伍与乏力举例而言，新社会运动，如大众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少数族裔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对于现存的劳动形式和传统价值体系、机构的日渐增长的不满（考虑到两极分化）。而我们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的历史境遇同样被描述为“经典的”工业资本主义场景的重现，例如世界范围的经济紊乱以及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的资产阶级间的对抗。综合来看，这些发展表明，一种充分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必须能够把握其重要的新生维度，以及其作为资本主义的深层的延续性。
换句话说，这一分析必须避免那些传统马克思主义正统版本的理论片面性。它们常常能够指出，危机与资产阶级间的对抗是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特征（不考虑干预主义国家的出现）；但它们并未在表达着不满与反对的那些社会集团的认同与性质中，或在这些团体的需求、不满、抱负与意识形式的特质中，把握到质性的历史变化。而一种充分的分析，必须同时避免仅仅抓住后面这些变化这一同样片面的趋势—或是忽视“经济领域”，或是简单地声称，由于干预主义国家的兴起，经济的考量不再那么重要。总之，仅仅将那些持续关注经济议题的分析与那些专注于质性的社会和文化变动的分析这两者加以合并，无法构筑一个充分的批判一只要这一批判的基本理论前提依旧和那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同。作为一种解放性的批判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日益增长的悖时性及其重要弱点内在于它自身；在根本上，它们源于其无法对资本主义加以充分的把握。
在当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中，这一失败变得愈来愈清晰。正如大萧条揭示了市场调节的经济“自我管理”的局限，并证明了将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想法的缺陷一样，终结了战后的繁荣与经济扩张的危机时期，也凸显了干预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上的局限；它质疑资本主义发展由一个自由主义阶段走向国家中心阶段的线性观念。“二战”之后福利国家的扩张源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次长期增长，它后来被证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政治领域成功地、永久地控制了经济领域的结果。事实上，资本主义在过去二十年间的发展，通过减弱与限制国家干预主义，逆转了前一阶段的明显趋势。这一点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它预示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并明确地重新确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动力—以及在东方的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与地区的危机与崩溃中尤为显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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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