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20世纪20年代末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崩溃之后的状况，资本主义的这一最新转型及其连带的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与紊乱，并未促成什么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为出发点而进行的批判性分析。在我看来，这表明了理论的不确定性。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的危机表明，资本主义以一种准自主的动力继续发展。这一发展因此要求对这些理论——它们声称，国家对市场的取代标志着经济危机的有效解决—进行批判性的重审。然而，资本主义—其运动进程再一次清晰地维护了自身—的深层本质并不清楚。如果“社会主义”仅仅意味着引入中央计划和国家（乃至公共)所有制，那么，宣称“社会主义”代表了对资本主义问题的回答就已经不再令人信服。
常常见称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不仅仅表达了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后的拒绝、无产阶级中的失望，以及对任何其他可能的根本社会转型的社会动能的怀疑，更为根本地，它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对克服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的不确定。过去十年中的各种各样的理论立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许多新左团体的教条主义，随后重新出现的纯政治批判，以及当代的许多“后现代”立场—可以被视为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之本质的这种不确定，甚至是放弃尝试对其加以把握。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不确定可以被理解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路径的基本失败的一种表现。这一路径不仅在面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时捉襟见肘，其弱点也暴露在新社会运动所表达的要求与不满中；更为根本地，这一理论范式明显无法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资本主义之本质的概念，一种能够建立对资本主义的变动的条件进行充分分析的概念，一种能够以指出其历史转型的可能性的方式来把握其基本结构的概念。没有人继续相信，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转型，能够“解决”现代社会的症结。
第一章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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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两者之间的历史关系内在地表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福利体系不应被认为是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是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普遍的国家干预主义形式的重要不同变体。“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最近的崩溃绝非证明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它应被理解为是标志着国家干预主义资本主义的最为刻板、脆弱、压抑性形式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