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批判理论的演变轨迹时，我已经涉及抽象统治的问题。在提出政治的首要性时，波洛克坚持道，由马克思的范畴所把握的抽象统治体系，事实上已经被一种新的直接统治形式所取代。这样一种立场假定，马克思所分析的任何一种客观的依赖形式，任何一种抽象社会必要性的无意识结构，都根植于市场。要质疑这一立场，就需要质疑下述假设：随着国家取代市场，自觉的控制不仅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取代了无意识结构，相反，它已经克服了所有这一类的抽象强制结构，因此，它已经克服了历史辩证法。
换句话说，对抽象统治的理解紧紧联系着对价值范畴的阐释。我将试图展现，作为一种财富形式，价值处于抽象统治结构的核心，这些结构的重要性远超市场与流通领域（并进入了生产领域）。这一分析意味着，只要价值依旧是财富形式，计划本身便从属于抽象统治的需要。也就是说，公共计划本身并不足以推翻抽象统治体系这一资本主义特有的非个人的、无意识的、无意志的、必要性的中介形式。于是，公共计划不应被作为社会主义原则，而与市场这一资本主义原则抽象地对立起来。
第四章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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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1975])中，哈贝马斯处理了抽象统治。但是他并未将抽象统治视为一种区别于直接社会统治的统治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抽象的、准独立的社会形式得以统治人们；在这种形式中，个人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是被结构的关系。与之相反，他将其作为直接社会统治的一种不同的外在形式，正如阶级统治被非政治的交换形式所遮蔽(p.52)。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统治形式的存在提供了基础，使得马克思得以借由一种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经济分析，来把握社会系统的危机丛生的发展。随着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社会系统的重新政治化，统治再一次变得公开直接。因此，马克思的分析的有效性仅仅限于自由资本主义中（同上)。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抽象统治的观念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一致——都是由自我调节的市场所中介的阶级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