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关联形式，它缓慢、自发、偶然地出现在历史上。然而，一旦以这一新的关联形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得到充分发展（它发生在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时）①，它就获得了一种必然的、系统性的性质；它逐渐瓦解、吸收、取代其他的社会形式，并扩张至全球。我所要分析的，正是这种关联形式的性质及其建构原理。在考察这一独特的关联形式以及劳动在它的建构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时，我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最抽象的规定。一旦认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有的财富形式、劳动形式、社会关系形式的最初规定，我就能够澄清他关于抽象社会统治的观念：我将分析这些形式如何以一种准客观的方式与个人相遇，如何导致了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以及一种内在的社会动力。②
在商品性社会中，个人的对象化劳动是人们获取他人所生产的产品的方式，人们为了获取其他产品而劳动。一个人的产品对他人而言就是一件货物，一个使用价值；对生产者来说，它是获取他人劳动产品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品才成为商品：它同时是他人的使用价值和生产者的交换方式。这标志着一个人的劳动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是一种为他人生产特殊货品的独特的劳动；而在另一方面，劳动独立于其特定内容，成为生产者获取他人产品的手段。换句话说，劳动成为商品性社会特有的获取物品的方式；生产者的劳动的独特性，相对于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所获得产品而言，是抽象的。一个人所花费的劳动的独特性质，与通过这一劳动所获得的产品的独特性质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关系。
这截然不同于下面这种社会形态：其中，商品生产与交换并未主宰一切，对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分配，还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风俗习惯、传统纽带、公开的权力关系，或是有意识的决定。①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由公开的社会关系所分配。而在一个以商品形式的普遍性为特征的社会中，个人并不借由公开的社会关系的中介来获取他人生产的货品。相反，劳动本身—不论是直接地还是以产品形式出现—取代了这些关系，变成了获取他人产品的“客观的”手段。劳动本身构成了一种社会中介，取代了公开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一种新的关系形式登上了舞台：没有人消费自己所生产的东西，相反，每个人自己的劳动或劳动产品成为获取他人产品的必要形式。为了成为这样一种形式，劳动及其产品事实上取代了公开社会关系的这部分作用。因此，商品性劳动不再为公开的或“可见的”社会关系所中介，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它为其自身所建构的一系列结构所中介。在资本主义中，劳动及其产品中介了自身，它们社会地自我中介着。这一社会中介形式是独一无二的：在马克思理论的框架中，它有效地将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所有现存的社会生活形式区分开来，因此，相对于前者，后者可以被视为拥有了一种共通的性质—它们可以被认为是“非资本主义的”，不论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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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274.
② 黛安娜·埃尔森同样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对象是劳动，同时，借由他的抽象劳动的范畴，马克思试图分析社会形态的基础，而在这一社会形态中，生产过程主宰了人，而非相反。然而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她并未质疑对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关系的传统理解。见DianeElson,“TheValueTheoryof Labour," in Elson, ed., Value: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bour in Capitalism (London, 1979), pp. 115-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