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分析并未在概念上以一种物化的方式，将这一社会“体系”的存在作为本体论前提。相反，我已经表明，它将现代生活根本结构的这一体系状的性质，建立在社会实践的特定形式的基础上。在根本上定义了资本主义的那些社会关系具有“客观”性，并构成了一个“体系”，这是因为它们是由劳动这一历史特殊社会中介活动所建构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由一种抽象的、同质的、客观化的实践形式所建构的。反过来说，社会互动所依据的条件，正是这些根本结构的表现形式，是这些社会关系展现、塑造直接经验的方式。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系与行动之间的互相建构，这一分析并未将体系与行动间的对立确立为超历史的存在，而是将这一对立及其双方的基础定立在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定形式之中。
由抽象劳动所建构的这一体系象征着一种新的社会统治形式。它带来了一种社会强制形式，其非个人的、抽象的、客观的性质在历史上都是新的。这一抽象社会强制的首要规定在于，个人为了生存而被迫去生产与交换商品。与奴隶或农奴的劳动不同，这一强制并不受直接社会统治的影响；相反，它是“抽象的”“客观的”社会结构的产物，并代表着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统治形式。在根本上，这一统治形式并不以任何个人、阶级或机构为基础；它的最终来源，是特定社会实践形式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结构性社会形式。①社会作为一个准独立的、抽象的、普遍的他者而对立于个人，并对他们施以非个人的强制。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将这一社会建构为一个异化结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范畴，价值的范畴也是异化的社会结构的首要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异化结构是同一的。
第四章 抽象劳动
185
① 在本书中，我不会讨论如下两者的关系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构，它是具有一种内在历史动力的社会整体性；二是这一社会特有的各种社会生活领域日益增长的区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处理,见 Georg Lukács, “The Changing Fun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History and ClassConsciousness, esp. p. 229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