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劳动相关的两种彼此不同但互相重叠的必要性形式强化了对抽象统治的自然化。第一，某种形式的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本身的必要前提—一种超历史的抑或“自然的”社会必要性。这一必要性将会遮蔽商品性劳动的特殊性—也即尽管人们并不消费自己所生产的东西，但人们的劳动依旧是获取消费产品的必要的社会方式。第二种必要性是一种历史特定的社会必要性。（在理解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概念时，这两种必要性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商品性劳动所扮演的特殊的社会中介角色被遮蔽了起来，这种劳动便呈现为劳动本身，因此，这两种必然性便被合并入一种显然是超历史的必要性形式：一个人必须劳动才能生存。由此，一种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必要性形式便呈现为“事物的自然秩序”。这种显然是超历史的必要性—也即个人的劳动是他们的(或他们的家庭的)消费的必要方式——在各个阶段上都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合法性意识形态提供了基础。这种合法性意识形态肯定了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结构，因此，它比那些与资本主义某些特定阶段紧密相关的意识形态——譬如那些与由市场中介的等价交换相关的意识形态—都更为根本。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特殊性的分析为他的异化概念提供了进一步说明。异化的意义分殊极大，这取决于我们看待它的理论语境是以“劳动”为基础，还是以对资本主义劳动二重性的分析为基础。在前一种情况下，异化成为一个哲学人类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原先就存在的人类本质的外在化过程。而在另一个层面，它所指的状况是资本家具有了处置工人的劳动及其产品的权力。在这样一种批判的框架中，异化无疑是一个负面的过程—尽管其基础条件是有可能被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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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