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里所论述的阐释中，异化是抽象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它并不导致原先就存在的人类本质的外在化；相反，它导致的是人的能力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出来。换句话说，异化指的是人的能力的历史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劳动将自身客观化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抽象的、客观的社会领域出现了，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并作为一种超越并对立于个人的抽象统治结构而存在。马克思依据这一过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方面找到了解释与基础，其中，他评估了这一过程的两方面的结果，而非将其单纯地作为负面的东西。譬如在《资本论》中，他分析了异化劳动建构的普遍的社会形式，它既是人类能力在其中被历史地创造出来的结构，同时又是一个抽象统治结构。这一异化形式引发了社会财富与人类生产能力的迅速积累，同时，它也日益导致了劳动的碎片化、时间的制式化，以及自然的毁灭。由特定社会实践形式建构的抽象统治结构引发了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社会过程；而同时，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它也带来了人类控制自身以异化形式所社会地建构出来的东西的历史可能性。
在马克思对普遍性与平等问题的处理中，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异化过程作为一个社会建构过程所具有的这种两面性。如前所述，人们普遍假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将17世纪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宣称的价值，与资本主义现状背后的特殊主义和不平等对照了起来；或者说，他批评资产阶级文明社会的普遍主义形式伪装了资产阶级的特殊主义利益。然而，马克思的理论并未简单地—以及肯定地—将普遍与特殊对立起来，也没有将前者仅仅斥为一种单纯的伪装。相反，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理论，它批判性地考察了现代的普遍性与平等的性质，并为其找到了社会基础。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普遍并非是一种超验理念，而是随着商品性社会关系形式的发展与巩固而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然而，在历史上出现的并非普遍本身，而是普遍的一种特定形式，这种形式关联着它自己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形式。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关系的传播与普遍化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它抽象于各种劳动的具体特殊性，与此同时，它将它们简化为它们的公分母，即人类劳动。①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普遍化过程为一种流行的人类平等理念的出现建构了社会历史前提，而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正反过来以这一理念为基础。②换句话说，现代平等理念植根于一种社会平等形式，它伴随着商品形式的发展—也即伴随着异化过程—而历史地兴起了。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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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 Jean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Amherst, Mass., 1982), pp. 145-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