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问题在于，当从考察商品入手的分析试图去揭示是什么建构了商品的价值时，它可能又遇上了劳动—但不是它的中介功能。这一特殊功能没有且不可能呈现为劳动的一种属性；它也无法通过考察作为一种生产活动的劳动而得到揭示，因为我们所谓的劳动，是一切社会形态都有的生产活动。劳动在资本主义中的独特社会功能无法直接呈现为劳动的一种属性，因为劳动就其自身而言不是一种社会中介活动；只有一种公开的社会关系才能呈现为社会中介活动。劳动的历史特殊功能只能对象化地出现，作为各种形式的价值（商品、货币、资本）。①因此，要揭开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劳动的外在形式，我们不应去查看形式——价值——背后的东西，它必然是对象化的，形式自身只能以物质化的方式出现：作为商品、货币等。劳动当然会出现——但它的出现形式不是一种社会中介，而仅仅是“劳动”自身。
通过考察劳动自身，我们无法揭示劳动建构社会关系中介的功能；我们必须考察它的对象化。这正是为什么马克思以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对象化形式，而非劳动来开启他的论述。②然而，即使在对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的商品的考察中，外表依旧具有欺骗性。我们已经看到，商品是一件货物，一种对象化的社会中介。作为一个使用价值或货物，商品是独特的，是独特的具体劳动的对象化；作为一个价值，商品是普遍的，是抽象劳动的对象化。然而商品无法同时作为独特的货物与普遍的中介。
这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中介，单个商品的普遍性质必然具有一个表达形式，它是区别于单个商品的特殊性质的。这是马克思分析价值形式的起点，并将他的分析导向了货币。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中介，单个商品的存在获得了一个独立的物质化形式：它成了商品的等价物。所有商品的价值维度都被外在化为同一种商品形式—货币，它作为所有其他商品的一个一般等价物而活动：它作为普遍中介而出现。由此，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被外在化了，它一方面以商品形式出现，另一方面以货币形式出现。然而，作为这一外在化的结果，商品并未表现为社会中介本身。相反，它表现为一个纯粹的“物的”对象，一件货品，它由货币所社会地中介。出于同样原因，货币也并未表现为对商品的(和劳动的)抽象的、普遍的维度的物质外在化形式——也即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中介形式的表现—而是表现为一种普遍的中介，一种外在于社会关系的中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客观中介性质被它的外在形式，即对象中的一种外在化中介（货币)所同时表达与遮蔽了。这一中介的存在可以由此被视为一种惯习的结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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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根据马克思对价格和利润的分析，即便是对象化表象的价值层面，也被覆以更为表面的外在层面。 ② Marx, "Marginal Notes on Adolf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4: Marx and Engels: 1874-1883 (New York, 1975), pp. 544-545. ③ Capital, vol. 1, pp. 137-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