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们所见，资本主义的劳动并非以社会关系为中介，相反，它本身构成一种社会中介。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赋予劳动以意义与内涵，那么在资本主义中，劳动赋予了它自身以及社会关系以一种“客观的”性质。在其他社会中，公开的社会关系赋予劳动以各种独特意义；而当劳动开始中介自身，并由此否定那些意义时，上述客观性质就被历史地建构起来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当客观化社会活动自反性地对自身进行社会规定时，一种非社会公开的“意义”就历史地出现了，而这种意义就是客观性。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所规定的劳动、工具与对象，反过来具有了一种社会规定性。在资本主义中，劳动及其产品创造了一个客观社会关系的领域：它们事实上是有社会规定性的，虽然看上去并非如此—它们看上去是纯粹“物质的”。
后一种颠倒值得进一步考察。我已经表明，资本主义劳动的独特中介作用必然表现为客观化的形式，并且不直接表现为劳动的一项特质。相反，因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为自身赋予了社会性，它便仅表现为劳动一般，褪去了传统社会中的各类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的光环。悖论的是，恰恰因为资本主义劳动的社会维度是自反性地建构的，并且，它不是由公开社会关系所赋予的特质，所以，这种劳动并不表现为它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实际所是的那种中介活动。相反，它仅仅表现出它的一个维度，即具体劳动：一种以工具性的方式进行社会运用、社会管理的技术活动。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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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卡奇给出了这种对自然概念的分析：见“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Proletariat,”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