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一“客观化”过程，同时也是商品这一社会客体的悖论性的“世俗化”过程。商品作为一个客体并非从社会关系中获得其社会性质，它内在地就是一个社会客体（意思是，它是一种物质化的社会中介），然而，它却表现为一个单纯的物。如上所述，尽管商品同时是使用价值与价值，后一个社会维度却以一般等价物的形式（货币)外在化了。商品“分身”为商品和货币，其结果是，货币表现为抽象维度的客观化，而商品则表现为一个单纯的物。换句话说，商品本身是一种物质化的社会中介这一事实意味着，已经不存在公开的社会关系可以为客体赋予一种“超物的”(社会的或是宗教的)意义了。作为一种中介，商品本身就是一种“超物之物”。因而，中介维度的外在化，导致商品表现为一种单纯的物质客体。①
劳动及其产品的这种“世俗化”，是下述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种具有双重性质——具体物质性与抽象社会性——的社会中介瓦解并改造了传统社会关系。具体物质维度的增长与抽象物质维度的建构步调一致。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与公开社会关系和统治形式相关联的各种规定与局限被克服，人类现在能够自由地处置他们的劳动。资本主义劳动并未真正从无意识的社会规定中解放出来，它自身成为了这一规定的中介。因此，人们面临着一种新的强制，其基础正是那克服了传统社会形式的压迫性关系的东西：由劳动所中介的异化的、抽象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所构成的约束框架是“客观的”，貌似非社会的，在其中，自我规定的个人追逐着他们的利益同时，这里的“个人”与“意义”似乎是被本体论地给定的，而非社会地建构的。也就是说，一种新的社会语境被建构起来，它看上去既不是社会的，也不具有语境。简单地说，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语境化形式是一种明显的去语境化形式。
202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在这一抽象分析层面，我不会涉及资本主义中使用价值所具有的意义问题。在我看来，对这一问题的任何考察都应考虑到，对象（和劳动)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同的。资本主义中的对象被赋予的含义，似乎不同于传统社会。它们的意义并不被认为是内在于它们的“本质的”属性；相反，它们是具有意义的“物的”事物—它们就像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人们可以尝试将对象的“内在的”属性与“偶然的”“超物的”属性之间的区别，以及趣味判断的社会重要性的历史发展，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社会形式的商品的发展联系起来。不过，本书将不会处理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