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支配性的时间形式，抽象时间的“发展”与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商品形式逐渐在之后几个世纪中成为支配性的社会生活结构形式，抽象时间也日渐盛行。只有到了17世纪，当惠更斯发明了钟摆之后，机械时钟才成为一种可靠的度量工具，抽象数学时间的概念才被公开地构造出来。尽管如此，我所勾勒的14世纪早期发生的变化依旧具有重要的结果。定量时间单位的均等性与可分性抽象于白昼、黑夜与四季的感官现实，成为都市日常生活的特质，正如价值的均等性与可分性表达在货币形式中，并抽象于各种产品的感官现实：这两者是相关的。在日常生活的对象一事实上，是日常生活本身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抽象化与量化的过程中，时间与价值是其中的两个方面，它们在改变社会意识方面，可能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譬如有人指出，随着时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14世纪的欧洲，算术的重要性越来越高②；同时，巴黎学派对冲力说的发展，亦开启了现代力学科学。③
抽象时间形式与新的社会关系结构相关，它同时表达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由钟楼[clocktower，它常常树立在教堂的钟楼（belltower)对面]所公告的新的时间是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相连的时间，这一秩序由资产阶级所主宰，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与社会上控制了城市，同时还试图从教会手中夺走文化霸权。①与教会的具体时间不同，抽象时间这一由社会机制所公开控制的时间形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其他方面一样，都是“客观的”。然而，我们不应认为这种“客观性”不过是一种伪装，掩盖了资产阶级具体的特殊主义的利益。正如本书所考察的其他范畴性社会形式，抽象时间也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发展而历史地出现的形式，它为这一阶级的利益服务；但是，它同时也历史地促成了这些利益的构成（也即构成了“利益”这一范畴)，同时，它表达了一种超越了阶级统治的统治形式。我将表明，时间的社会形式具有它自己的生命，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成员来说，都是强制性的—尽管这种强制在物质上对资产阶级有利。资本主义的时间尽管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却施加了一种抽象的压迫形式。正如阿龙·古列维奇（Aaron Gurevich)所说：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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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 Billinger, Der bürgerliche Tag (Stuttgart, 1888), pp. 226-231, cited in Kazimierz Piesowicz, "Lebensrbythmus und Zeitrechnung in der vorind ustriellen und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p. 479.
② 兰德斯提到了这一点，但他仅仅关注时间的等量性，这被他归因于机械时钟本身。（见RevolutioninTime,pp.77-78。)因此，他忽视了新出现的商品形式的其他维度。我已经指出，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对一种社会历史知识理论具有其他意义。思考社会关系形式和主体性形式之间的关系，不应局限于思想形式，它可以扩展至主体性的其他维度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历史变化。随着商品形式日渐占据支配地位，日常生活过程变成一个抽象化和抽象量化的过程，与之相关的合理性形式也日益普及。要对其后果进行考察，也可以去看一看现代早期出现的学校的形式，以及对童年的规定的变化。(见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New York],1962。)对主体性的历史变化的其他维度的考察，可以依据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范畴性分析来进行，譬如同一时期内的心理和社会习惯的改变，包括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Elias)在《文明的进程》(NewYork,1982)中所描述的羞耻的界限的降低，或是马尔库塞的论题中所指出的，表演原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原则的特殊历史形式（Eros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62])。一般而言，在我看来，社会形式理论可以用来在心理结构或生存方式的层面上，分析主体性的社会与历史建构，以及思想形式的建构。
③ 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 p.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