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主宰了它自已的时间……就是说，时间脱离了教会的控制。但同样真实的是，恰恰是在城镇里，人们不再是时间的主宰，因为现在，时间自由而独立地流过每一个人与每一件事，建立它自己的暴政，人们对它俯首称臣。②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时间的暴政是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的一个核心维度。在我迄今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的思考中，我已经说明，它不仅仅描述了制造一件特定商品所花费的时间，同时，经由普遍社会中介的过程，这一范畴规定了生产者所必须花费的时间量—如果他们想要获得他们的劳动时间的全部价值的话。换句话说，作为普遍社会中介的结果，劳动时间的耗费被转化为一种时间规范，它不仅抽象于而且超越并规定了个体的行动。正如劳动从个体的行动被转化为整体性的异化普遍结构（它统摄了个人），时间的耗费也从行动的结果被转化为一种对行动的规范性尺度。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对社会整体而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是一个应变量；但就个体活动而言，它是一个自变量。这里，人类活动的一个具体的应变量，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自变量，而控制着这一活动。这一过程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它内在于由劳动引发的异化的社会建构过程中。
248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 p. 46; Bilfinger, Die mittelalterlichen Horen, pp. 142. 160-163; Gurevich, "Time as a Problem of Cultural History," p. 241.
② Gurevich, "Time as a Problem of Cultural History,"p. 242. 又见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