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我不会讨论这一时间的统治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机理的影响。②相反，我将讨论我们目前对时间的考察所具有的社会认识论意涵。随后，在第三部分，我将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的社会建构问题，我将考察资本主义深层社会形式的时间的二重性，并以此基础，勾勒马克思的范畴性理论所内含的历史的概念。
抽象时间与具体时间相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相对立，这两组对立有重合的部分，但并不等同。当然，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抽象时间取代了先前的具体时间形式。譬如说，根据E.P.汤普森(E.P.Thompson)的描述，任务导向的时间标记法支配着前工业化社会，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它被劳动计时法所取代。③在前者中，劳动是时间的尺度；而在后者中，时间是劳动的尺度。我选择具体时间和抽象时间的说法，是为了强调这里所涉及的是两种时间，而非仅仅是两种度量时间的方式。此外，我将在第八章中阐明，抽象时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唯一构建的时间形式，它还构建了一种特殊的具体时间。我们将看到，资本主义的辩证法，在某个层面上，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构建的两种时间的辩证法；因此，仅仅将它理解成抽象时间对所有具体时间形式的取代，便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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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p. 131.
② 戴维·格罗斯在很多方面和卢卡奇一样，他也根据“思想与经验的空间化”来思考抽象时间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其含义是“一种将时间关系压缩为……空间关系的趋势”(David Gross,“Space,Time,and Modern Culture,”Telos 50[Winter 1981-1982], p. 59)。格罗斯认为，这一空间化具有极其负面的社会后果，它导致了历史记忆的失落，以及对当代社会中社会批判之可能性的渐进式破坏（pp.65-71)。格罗斯的批判性描述具有启发性，但他并未依据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形式，来分析“空间化”的历史建构的原因。相反，因为他将这些关系仅仅理解为阶级关系，他试图将空间化归因于都市化和技术本身的发展（p.65），以及统治精英们的利益（p.72)。然而，我试图表明的是，抛开社会关系形式而仅仅考虑前者，这是不充分的；譬如说，它无法充分解释抽象时间的起源。此外，仅仅考虑统治阶层的利益，也无法解释那些建构并服务于这些利益的形式的起源、本质和社会效应。
③ Thompson,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p. 5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