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将马克思的工作的范畴性层面和他的物质考察的层面区分了开来；与这一区分相反，马克思成熟期批判的前一个层面并非“劳动”的层面，而是商品、抽象劳动、价值等的层面—也即它是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形式。由此，它已经包含了在哈贝马斯看来仅仅存在于马克思的“物质考察”中的那个互动维度。
我已经指出，马克思并未将社会实践简化为劳动，并将生产性活动确立为互动的范式。相反，他分析了其他社会中的两个社会生活维度如何在资本主义中被合并为一个：因为它们都由劳动所中介。在这一基础上，他详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形式和意识形式，并分析了这一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我可以简要地指出，哈贝马斯将一种超历史的“劳动”观念作为基础，并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财富、生产与社会关系形式的特殊性的理解；同时，他还误解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知识论。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是否“公正”，而在于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对其对象而言是否充分。如果劳动建构社会的过程确实是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那么，超历史地呈示这一建构方式（如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或是将它替换为一种同样超历史的模式，即两个分离但相关的领域（劳动与互动、工具活动与交往活动)的并存，都会模糊商品性劳动的特殊性，进而模糊资本主义的特征所在。更一般地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范畴性分析所具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内涵，对所有以一套貌似普适于所有人类历史的范畴为基础的社会理论，都提出了严峻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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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在一个很长的脚注里（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p. 327n14)，哈贝马斯批评马克思试图将“生产活动”和“生产关系”作为同一过程的不同面向来分析。然而，他仅仅根据“劳动”来考量这一过程，而非根据资本主义劳动的具体的社会建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