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工具性赋予劳动本身，是将社会建构之物自然化，将历史特定之物超历史地表现出来。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就是屈服于拜物教的表象：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抽象的价值维度所具有的性质，赋予它们具体的使用价值维度，由此模糊了它们的社会与历史特殊性。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劳动是否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是工具性活动，而且在于工具理性与工具行为自身，不论它们是如何被建构的，是否应被认为是超历史的，而非对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形式的表达。①
与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不同，哈贝马斯的路径和马克思的理论共享着一种对劳动的社会综合的后果的批判态度。然而，因为马克思对劳动的社会综合的理解是历史特殊的，所以它所导致的结果与哈贝马斯截然不同；它能够用来分析工具理性与工具行为的增长，或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准自动调节。这种分析比哈贝马斯在其早期批判中提出的分析要更令人满意。它对这些发展的阐述，依据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特殊性，而非那些不具有社会规定性的，可以用来描述任何时候的任何社会中的人际互动和人与自然互动的范畴。
同时，一种超历史的路径倾向于不区分具有社会建构性的劳动和自我建构的个人劳动。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形式对这两者的评价都是正面的：社会主义被构想为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劳动的社会建构将公开发挥作用，并且与劳动的个人自我建构相一致。哈贝马斯对劳动的社会建构的后果的评价是负面的，但是，由于它具有类似的超历史性质，它似乎没有赋予个体劳动以创造性的、积极的自我反思的可能性。尽管劳动的社会综合可以被认为是历史特定的，但这两个环节也可以是分离的。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而言，克服资本主义必将废除价值，并带来社会劳动的本质的激烈转变。这意味着，当劳动不再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活动而作用，个体劳动便可以具有更加积极的自我建构性。此外，不同于正统立场和哈贝马斯的立场，这一阐释不认为劳动决定的社会建构方式具有单一的正面或负面作用；相反，正如我在讨论异化时指出的，这些后果具有两面性。
276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近年，哈贝马斯将社会劳动作为交往行为和工具行为的结合，但这无法避免这一对他的工具理性和工具行为之概念的超历史性质的批判，不论它是否根源于“劳动”。见Habermas,“A Reply to myCritics,”in Thompson and Held, eds.,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pp. 267-268。此外，我们必须区分下述这两种看法：一种是把工具理性和工具行为视为历史特殊形式；另一种是将它们视为超历史形式，但仅仅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社会支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