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第三个目的，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关于后自由主义现代社会的理论。这一理论肯定了现代性作为一个合理化与分化过程的历史发展，但同时也批判性地看待既存现代社会形式的负面的、“病理的”方面。他根据资本主义的选择性的合理化过程来阐释这一“病理学”，这一过程导致了在交往中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日益被准自主的、具有形式化组织的行动系统所支配与渗透。
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关注主题指向了历史特殊性的三个不同层面，勾勒了一个以交往行为的概念为基础的理论轮廓。以此，哈贝马斯批评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主要理论倾向。他试图通过质疑后一传统的根本理论前提来兑现其意图。由此出发，可以说，他调用了20世纪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各主要趋势—言语行为理论与分析哲学、古典社会理论、阐释学、现象学、发展心理学、系统论以转变社会理论的基本范式，并构造一种充分适用于当代世界的批判理论。然而在这一调用过程中，他对马克思的理解使得他接受了一些在根本上和他的理论的批判意旨相冲突的前提。这反过来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一种具有社会基础的批判现代性理论，在克服了早先批判理论的局限的同时，是否需要哈贝马斯所给出的那种社会本体论和进化论框架？
为了阐述这一看法，我必须简要地勾勒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复杂的论述策略。他的批判现代性理论的概念起点，是一种对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及其在卢卡奇、霍克海姆和阿多诺那里受到的内在批判。哈贝马斯指出，韦伯将现代性分析为一个社会合理化过程，其中涉及16至18世纪间欧洲的目的合理性行为的制度化过程。①在韦伯看来，这一发展以一种文化合理化为前提，这一合理化涉及个体价值领域的分化—科学、艺术、法律和道德被表现为不同的领域，并开始遵循它们自身独立、自主的逻辑。②在韦伯的分析中，这些合理化过程的一个悖论性结果是，现代生活日益变成一个“铁笼”，其特征在于意义的失落—世界失去了任何理论与伦理的一致性—以及自由的失落，其原因在于认知—工具合理性在经济和国家中的制度化。③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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