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将现代性分析为合理化的过程，哈贝马斯采纳了这一点，但坚持认为“铁笼”并非所有现代社会形式的必然特点。相反，被韦伯归咎于合理化本身的东西，应当被把握为资本主义中合理化的一种选择性样式，这种样式导致了目的合理性的统治。④哈贝马斯认为，韦伯自己的理论为这一路径提供了基础，因为在其立足点中，它隐含地预设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理性的观念，由此出发，它批评了目的合理性的日益加强的统治；然而，它从未公开澄清这一立足点。⑤
韦伯在对世界宗教的处理中提出了文化合理化理论，通过对这一理论的重构，哈贝马斯揭示了上述隐含的批判立足点。他的重构有两个阶段，它预设了世界观的合理化的一个普遍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为一个历史特殊的转换提供了基础：西方的文化合理化转换为社会合理化。⑦哈贝马斯接受并修正了进化式的世界观发展理论。首先，他将世界观结构的历史发展的普遍内在逻辑，与世界观发展的经验动力区分了开来，后者依赖于外在因素。®(在哈贝马斯对批判社会理论的理解中，这一区分是具有根本性的。)其次，哈贝马斯提出，韦伯将现代化分析为理性化的做法太过狭隘：
⑤同上书，pp.2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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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p. 216.
②同上书，pp.166,175。
③ 同上书，p. 241。
④同上书，pp.181-183。
⑥同上书，pp.166,195。
⑦同上书，pp.174-177。
⑧ 同上书，pp.179-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