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未充分考虑价值领域的分化所具有的内涵，每一个领域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普遍有效性主张（真理、规范公正性、美)和合理性形式（认知一工具合理性、道德一实践合理性、审美合理性)。①
对韦伯理论的这一批判性挪用指向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合理性概念，它根源于合理化与分化的所谓内在逻辑。它使哈贝马斯得以区分资本主义在经验上已经实现了的东西，以及现代意识结构中所包含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源于祛魅的过程。②由此，哈贝马斯得以证明，认知一工具合理性以道德一实践合理性和审美一实践合理性为代价而凸显出来，这一过程表现的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部分性质，而非合理化本身的部分性质。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哈贝马斯的重构框架中，祛魅过程所带来的可能性被认为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开端。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代表了这样一个过程：由历史发展的普遍内在逻辑所带来的可能性发生了畸变。换句话说，哈贝马斯的批判的立足点他早先将其称为“互动领域”，现在则将其阐释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潜力外在于资本主义。与此类似，他似乎仅仅依据认知一工具理性(在哈贝马斯的早期工作中，它被视为劳动领域)来理解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被理解为单向度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没有能够意识到他自身的理论所具有的解释潜力。通过揭示这一失败的两个基本原因，哈贝马斯开始阐述其重构的前提条件。他指出，韦伯的行为理论太过狭隘：韦伯将其建立在一种目的行为和认知一工具合理性模式的基础上。然而，只有以另一种行为理论即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对韦伯的分析所提出的世界观的合理化过程的理解，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此外，哈贝马斯断言，一种现代社会理论无法仅仅以行为理论为基础。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于，社会生活的重要维度（如经济与国家)以一种准客观的方式结合了起来；它们无法被行为理论所把握，而必须对其加以系统性的理解。因此，当代的批判理论既要求一种交往行为理论，又要求这一社会理论能够结合行为理论的分析和系统理论的分析。①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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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pp.179-197.
②同上书，p.198。
③ 同上书，p. 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