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确曾试图将韦伯对合理化的分析纳入一种系统整合理论。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他们的努力并不成功。位于这些尝试的核心的是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它以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为基础。他试图以这一概念来将韦伯对社会合理化的分析，与其行动理论的框架区分开来，并且将前者与资本的匿名实现过程联系起来。②通过这一概念，卢卡奇指出，经济合理化并非一个更一般进程中的一个例子，恰恰相反，商品生产与交换是社会合理化现象的基础。③因此，后者不应被视为一个线性的、不可逆的进程。
哈贝马斯并未直接质疑卢卡奇对合理化的马克思式的分析；相反，他批评了后者对问题的黑格尔式的“解决”：它教条式地将无产阶级神化为历史的主一客同一体。④在他们各自以物化概念为基础进一步推进批判理论的尝试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同样拒绝了这一黑格尔式的逻辑。然而，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提出了质疑。他们假定，世界的合理化已经形成了整体，并且否认卢卡奇对客观理性的诉求；结果是，他们不再认为物化根源于一个历史特殊的、可转变的形式（商品），而是将其超历史地根植于由劳动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哈贝马斯指出，随着这一转变，批判理论不再能够阐明其批判的标准。
哈贝马斯认为，所有这些努力的问题在于，它们依旧局限于主一客体范式（他将其称为“意识哲学的范式”）。他们的理论困境反映出任何以这一范式为基础的社会理论所具有的局限，并且表明了对一种根本的理论转变的要求：转向主体间交往的范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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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p. 270.
②同上书，p.354。
③ 同上书，p.359。
④ 同上书，p.364。
⑤ 同上书，p. 369。
⑥ 同上书，pp.377-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