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哈贝马斯将交往合理性根植于由语言中介的交往的本质中，因此，隐含地表明了它具有普遍的意义。它代表了更为复杂的理性形式，这一形式可以用来批判被哈贝马斯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单向度的合理化形式。事实上，批判的潜力被建立在交往行为的结构本身中，它不容许将意义的问题与有效性的问题区分开来。①
哈贝马斯抽象地确立了交往合理性的可能性，随后，他试图根据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来理解合理化的普遍历史过程，以此来描述其发展进化。为了以有别于主一客体范式的概念来处理这一问题，哈贝马斯挪用并修正了乔治·赫尔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的交往理论方法③，再结合以涂尔干关于道德的宗教起源的概念，以及他对社会整合形式从机械连带变成有机连带的解释。由此，哈贝马斯发展出一种关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理论，它是一个“神圣事物的语言化”过程。④他认为，这一过程的特征在于，交往行为中潜在的合理性被释放了出来；于是，这种行为取代了影响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与社会化过程的旧有的神圣规范核心。一种基于交往中所达成的共识的模式，取代了基于被规范性地赋予的共识的模式，这一取代过程导致了一个合理化的生活世界—也即导致了世界观的合理化，道德与法律规范的普遍化，个体化的加强，以及符号再生产的反思性的提高。⑤
换句话说，哈贝马斯对现代世界观发展的理解基于以下这样一个过程：其中，由语言中介的交往日益“实现自身”（就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并将自己展现为生活世界的结构。这一社会进化逻辑是判断现代的发展现状的标准。由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立足点是普遍的；尽管具有社会性质，但在本质上，它并不是文化地、社会地、历史地形成的，而是根源于在时间中展开的交往行为的本体论性质。语言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所占据的位置，直接类似于“劳动”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肯定性形式中所占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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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pp. 104-106; 295-305.
②同上书，pp.70,336。
③同上书，vol.2,pp.10-13,61-74。
④ 同上书，pp.46,110。
⑤同上书，pp.46,77,107,146。
⑥ 同上书，p.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