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贝马斯那里，尽管这一路径导致了行为理论中的范式转换，但它仅仅把握住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维度：它可以解释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但却无法解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再生产。哈贝马斯指出，行为不仅由沟通过程所协调，同时，它还被无意图的、常常未被感知到的功能性关系所协调。①因此，他提出了一种社会进化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社会被分化为一个系统和一个生活世界。②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与系统的进化区分了开来，后者由社会的操控能力的提高来衡量。他认为，系统复杂性的提高最终依赖于生活世界的结构分化。他将后者归因于一种道德意识的进化发展，它是释放交往行为中潜在的合理性的必要条件。③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发展最终瓦解了对社会互动的规范性操控。结果，互动开始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协调：第一是公开的交往；第二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所谓金钱与权力的操控媒介—一种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它掩盖了目的合理性的态度，并将交互过程从生活世界的规范性语境中抽离出来。这就导致了系统的整体（受金钱与权力的操控媒介影响)从社会的整体（受交往行为影响）中脱离出来。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这一脱离涉及国家与经济的分化，它是现代世界的特征。④
在呈示了这一双面路径后，哈贝马斯提到，大多数社会理论方法都是单面的，因为它们用来把握现代社会的概念，只能用于这两个维度中的一个。他隐隐地将自己的方法视为自马克思和帕森斯之后去同时把握现代社会生活这两个方面的第三次重大尝试。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将匿名的相互依赖关系的系统性维度与行动者的生活世界语境连接了起来，但是，由于它认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维度不过是阶级关系的拜物教形式，因而，它终究将前者简化为了后者。因此，马克思既没有看到系统性分化的积极面，又没有充分处理科层化问题。①出于这个原因，哈贝马斯转向了帕森斯，试图将系统理论范式和行为理论范式结合起来。他试图将帕森斯的尝试置于一个更具批判性的框架中，这一方法既能够重新理解行为理论，同时，不同于帕森斯的路径，它又能处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病理学”方面。②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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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pp. 113,150.
② 同上书，p. 153ff。
③ 同上书，p.173ff。
④ 同上书，pp.154,180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