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一双面路径为基础，哈贝马斯勾勒了一种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他首先重新构造了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关于合理化的悖论的论题，否定了那些将现代性的病理归咎于世俗化或是社会结构分化的保守立场。③相反，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种现代化形式：一种是“常规的”形式，它是系统的规则“中介”生活世界的过程；其中，一个日渐合理化的生活世界脱离并依赖于日益复杂化、形式化的行为领域（如经济与国家）。另一种是“病理的”形式，他将其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后者的特点在于，认知一工具合理性借由货币化与科层化的手段，超越了经济与国家领域，而扩张至其他领域，并且，它以道德实践合理性和审美实践合理性为代价而实现了统治。这导致了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的混乱。④借由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这一论述，哈贝马斯重新构造了韦伯关于意义的失落和自由的失落的理念。这一论述成为他分析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基础。⑤
哈贝马斯认为，他对韦伯提出的发展逻辑的这一再阐释，为他对所谓的病理现象的描述提供了理由。更进一步说，交往合理性的概念也在理论上为抵抗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它是许多当代社会运动的特质)提供了社会基础。①不过他主张，我们必须同时理解现代世界的发展动力—也即解释为什么这种病理会出现。为了做到这一点，哈贝马斯利用了马克思关于积累过程的看法—它以自身为目的，脱离了使用价值这一目标。②哈贝马斯将资本积累的动力纳入了他的系统与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中，由此，他得以处理那些被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所回避的议题，譬如国家于预主义、大众民主、福利国家，以及日常生活的碎片化的意识。可以说，他在结尾处又回到了起点：他为批判的社会理论所设定的议题，正是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计划中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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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pp. 202, 336ff
② 同上书，p.199ff。
③同上书，p. 330。
④ 同上书，p.303ff。
⑤同上书，p.318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