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传统主题同样出现在哈贝马斯对过去几十年间的“新社会运动”的简要描述中。他要么将这些运动视为本质上的保护性运动，维护生活世界不受系统的入侵；要么将它们作为民权运动，试图将资产阶级的普遍主义原则予以社会普遍化。然而，他并不认为这些运动表达了新的需求和新的可能性—也即指向由资本主义生活形式本身所产生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社会形态。
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认为，哈贝马斯的路径保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关键特征。但与此同时，它批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具体分析是准浪漫主义的。我已经指出，哈贝马斯之所以借用帕森斯的系统理论方法的部分要素，是与他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评估有关的。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足以分析现代社会，无法处理“系统”和“生活世界”这两个分析层面。哈贝马斯提到，尽管马克思的理论显然具有二重性，但他并未给出对资本主义的系统层面的充分分析，因为他在本质上将这一层面视为一个幻觉，视为被匿名化、拜物化了的阶级关系的幻影形式。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没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系统性关联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方面；相反，他所构想的未来社会，是以活劳动对死劳动的胜利、生活世界对系统的胜利为基础的—在这个社会中，资本的客观外衣已经被消去。然而，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构想并未把握系统层面的完整性与重要性。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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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pp. 223-228.
②同上书，vol.2, p. 343ff。
③ 同上书，pp.338-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