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对马克思的分析不断展开，我已经表明它是如何带来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非传统理解：它是矛盾的，而非单向度的。因此，它不再需要将资本主义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建立在资本主义之外，譬如建立在一个超历史的、进化的历史逻辑中—不论这一历史被阐释为“劳动”的自我实现过程，还是由语言中介的交往的自我实现过程。
这里的问题不仅是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阐释是否充分，而是（我所重构的)马克思的理论，是否能够为一种理论路径提供可能性，使它不仅可以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弱点，超越批判理论的悲观论，同时还能避免哈贝马斯在建立一种适用于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时所暴露出的问题。转向一种关于建构了资本主义的中介形式的历史特殊性的理论，如前所述，有能力提供这一基础，来重新阐释资本主义的矛盾性质，并且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经济形式及其普遍的相互依存形式—而系统理论的路径无法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即是在分析现代性本身的深层结构，它使得人们可以找回下述理念：生产和经济的转变是可能的，因此，社会主义将是一种在历史上不同的生活形式。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历史特殊性观念，以及它所把握的社会生活形式，同时指向了历史本身（它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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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最终批评在于，马克思仅仅依据劳动来处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抽象化，因而过于狭隘，它没有将“社会关系一般的系统性物化”作为主题，后者将会带来一种更为普遍的理论，而这种理论能够对科层化和经济问题进行处理。然而，在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理解中存在一种张力，一方面，他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理解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实抽象化过程：另一方面，他又在本质上依据阶级关系来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此外，即便在这里，哈贝马斯的批判也再一次将资本主义劳动理解为“劳动”而非一种社会中介形式。按照后一种理解，资本主义劳动的现实抽象化事实上可以被理解为一般社会关系的物化的基础。最后，哈贝马斯将“权力”和“金钱”理解为操控媒介，仅仅表明了一个抽象化过程为现代社会所特有，而且一种当代批判理论必须同时将经济和国家纳入考量。然而，不同于马克思关于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的劳动的理论，它们并未区分各种抽象化形式，也没有把握住资本主义特有的时间方向性过程。我将在本书第三部分阐述这些主题，并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未必是一种经济领域（“金钱”)的首要性超过政治领域（“权力”)的理论，相反，它是关于一种辩证的历史发展的理论，这种发展同时嵌入、塑造、转化着经济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