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部分，我将勾勒马克思如何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归因于其基本社会形式的二重性。它对一种历史逻辑进行了历史特殊的社会解释。这种解释拒绝任何关于人类历史的内在逻辑的观念—这只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状况再一次投射到历史一般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特殊性，勾勒出马克思与他早先对历史唯物主义乃至历史哲学观念的超历史的理解之间的最终决裂。讽刺的是，哈贝马斯试图根据一种进化式历史逻辑重新构造历史唯物主义—他可以设想它，但无法真正确立它——的尝试，与马克思的成熟期理论相比，更接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哈贝马斯恰恰试图将历史唯物主义从这一“重负”下解脱出来。①
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分析所内含的历史发展理论可以避免与超历史的、进化式的发展理论相关的一些问题。内在历史逻辑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非所有人类历史的特征，这一观念对立于所有关于历史发展的统一模式的概念。但这一观念并不意味着一种抽象的相对主义形式。尽管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或许是一个偶然，但商品形式的巩固却是一个全球过程，它以一个世界市场为中介，这一市场日益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融为一体。这一过程必然带来世界历史的建构。因此，根据这一路径，确实存在一个具有内在发展逻辑的普遍过程，它可以为一种普遍的批判提供基础；然而，它是历史规定的，而非超历史的。
我所勾勒的路径，作为一种历史特殊的社会中介理论，同时带来了一种关于意识与主体性的特定形式的理论。它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来构造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处理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彼此关联的历史发展。由于这一路径可以依据具体的、矛盾的社会形式，而非依据人类的认知与道德进程来处理价值与世界观的建构，因此，它可以被作为一个起点，去尝试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二重性。举例而言，人们可以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二重性，来分析女巫审判或绝对奴役的传播这些现代早期阶段的历史发展，或者分析种族灭绝式反犹主义在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的兴起，而非将它们视为所谓的历史或文化的“倒退”——这一看法无法得到历史的说明。①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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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Habermas,"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Steven Seidman, ed., Jürgen Habermas on Society and Politics (Boston, 1989), pp. 114-141;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p. 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