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种自我反思性的社会认识论而言，马克思成熟期批判诸范畴的历史特殊性具有更为一般的意义。我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及其本质社会关系都是由劳动所中介的，因此，对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认识论就可以依据异化社会劳动的范畴来构造。然而，人与自然的互动形式和人与人的互动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差别极大。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形态是由不同的社会建构方式所建构的。这反过来意味着，意识的形式和意识的建构方式都具有历史和社会的差异。因而，每一种社会形态都要求着它自己的认识论。更一般地说，即便社会理论是以某些非常一般的、无规定性的原则（譬如，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它的范畴也必须适用于其对象的特殊性。具有超历史效力的特定社会理论并不存在。
在马克思提供的这一历史特殊分析框架中，哈贝马斯关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观念的非具体性质同样可以得到分析。我已经表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们看上去完全不是社会的。由商品性劳动所建构的关系结构破坏了更早的公开社会关系系统，却并未以一种类似的系统取而代之。相反，新出现的社会世界被马克思描述为一个在客观的依赖环境中的独立个人的社会。一方面是抽象的、准客观的必要性结构，另一方面是在直接层面上比传统社会要广泛得多的资本主义社会互动，这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中介形式的要素。在某种意义上，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对立——正如之前劳动与互动的对立——表达了这两个元素的一种具体化形式，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被分解为“物质的”和“符号的”领域。异化社会关系的价值维度的特征，被赋予了系统维度。这一概念上的对象化过程，显然使得交往领域成为一个无规定性的领域，它不再被视为是由一种社会中介形式所结构的（因为这一形式不再是公开的社会形式）；相反，它被视为一种自我结构的、“社会自然”形式。于是，在这一分析框架内，生活世界和系统的非具体性表明，其理论出发点依旧保留着“劳动”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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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我曾根据这些方式，将现代反犹主义处理为一种新的形式，而非一种返祖现象：见M.Postone, "Anti-Semit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A. Rabinbach and J. Zipes, eds., Germans and Jews Since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