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将会考察这一悖论的时间维度，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例子表明了商品形式的两个维度之间是互动的。一方面，生产力的增长重新定立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改变了社会劳动小时的规定。也就是说，规定了价值的抽象时间的常量本身是由使用价值的维度、生产力水平所规定的。另一方面，尽管社会劳动小时是由具体劳动的一般生产力所规定的，这个小时中产出的总价值依旧保持不变，不论生产力水平如何。这意味着，每当社会达到一个新的生产力水平，它不仅会重新定义社会劳动小时，同时，反过来，它本身也被作为“基数水平”的这一小时所重新定义。新的生产力在每个抽象时间单位所产出的价值量，等同于旧的一般生产力水平所产出的价值量。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水平，即使用价值维度，同样是被价值维度（作为新的基数水平)所规定的。
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两个维度间的这种交互规定过程，发生在当社会成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这一点处于一种辩证动力的中心，这一动力内在于由商品性劳动所建构的社会整体性之中。这一动力的独特性—这很关键—在于其跑步机效应（treadmilleffect)。生产力的增加带来了每个时间单位所生产的价值量的增加直到这一生产力普遍化为止。此时，这段时间中产出的价值量，由于其抽象及普遍的时间维度，又回到其先前的水准。这导致了一个新的社会劳动小时和一个新的生产力基准水平。在这里出现的，是一种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社会一般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量改变了，但这些改变又重建了起点，即重建了社会劳动小时和生产力的基准水平。
这种跑步机效应意味着，即使是在价值量问题的抽象逻辑层面上—也即在引入剩余价值范畴和雇佣劳动一资本关系之前，一个社会也是具有方向性动力的，就像生产力水平的无限增长的驱力所表示的。如我们所见，生产力的增长导致了每单位时间产出的价值量的短期增长，引发了新生产方法的普遍采用。①但是，一旦这些方法普遍化之后，每单位时间产出的价值便回到其原来的水准。事实上，那些尚未采用新方法的生产者现在将被迫去这么做。引入更新的增加生产力的方法，将进一步带来价值的短期增长。由此，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的一个后果是，随着时间的常量被生产力的增长所改变，它反过来将引发更高的生产力。其结果是一种方向性的动力，其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生产力和财富的抽象时间尺度这两个层面将不断互相重构。由于在分析的这一阶段，我们还无法解释资本的持续积累的必然性，因此，这里所述的动力，也并不代表那种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历史逻辑。但是，它确实代表了这一逻辑的基本特性，并勾勒了在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中，增长所必须采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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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