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阶级斗争和一个由商品交换所结构的系统并非以对立的原则为基础；这种斗争并不表示一个理应和谐的系统中所发生的骚乱，相反，它内在于一个由商品—作为一种整体性的以及被整体化了的形式——所建构的社会。
阶级斗争以许多方式根植于这一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的标志，在于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涉及工作日长度、劳动力价值和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比率。在任何时候，这一关系都不是“给定的”，而是谈判和斗争的对象。这表明在资本主义中，生产者和社会剩余物及其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并不基于直接的力量或是固定的传统模式。相反，它最终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建构的——在马克思看来，是为社会中介的商品形式所建构的。此外，正是这一关系的不确定性的方面，才使得需求和必需品在历史上表现出种种差异。最后，这一阶级关系之所以导致了持续的斗争，同样是因为其中社会冲突的形式—权利对抗权利—本身，是社会主体和社会客体的一个规定。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二律背反的形式，它同样决定了其中各方的自我概念。他们认为自己具有权利，这一自我概念建构了此间的斗争的性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根植于在由商品所结构的社会环境中理解、表达需求和社会必需品的那些特定形式—也就是说，根植于特定的社会自我理解和权利之概念，它们关联着由上述方式所建构的关系。这些自我概念并非自动产生，而是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此外，它们的内容也并非是偶然的，而是由商品所决定的社会中介方式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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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Capital, vol. 1, p. 344（斜体由引者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