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法依据社会关系形式的更为首要的规定因素的阶级结构来理解主观性，它试图在社会和历史层面上把握主观性的形式。此外，关键在于，因为它以同样的范畴来分析资本主义的主观性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结构，所以，它同样可以批判性地思考思想的形式—依据它们的自我理解和它们对社会的理解的充分性。①这种批判的出发点依旧是内在于其对象之中的。(尽管如我们所见，这种内在批判无法被充分地把握为这样一种批判：它将一个社会的理念与其现实之间对立起来。)关于一个阶级的更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关于集体行动，关于自我意识，这些问题应当被放在上述对阶级的范畴性规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社会和历史规定—的分析的背景下。不过，我只拟指出这些复杂性本身，而不会在本书中对它们做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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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将1849年法国议会民主派的对抗称为小资产阶级的，正是这样的例子。显然—马克思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他并未将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背景与政治意识直接联系起来。相反，他的描述是意在阐明意识本身的性质。在马克思那里，议会党所阐述的社会政治批评和积极的民主观，忽略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结构性存在，它所表达的解放观念，内在地意味着一个自由与平等的商品生产者与持有者的世界（尽管以一种合作形式组织起来）——也就是说，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见The Eighteenth Brumaire, p. 130ff。)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理念可以依据其阶级来描述。
同样，马克思把涉及二月革命和1848年6月的工人称为是无产阶级的尽管大多数涉及的工人是工匠（artisans)，这不是对行动者的社会背景的简单的经验描述；换句话说，它不是在试图证明阶级立场和政治行动之间的直接联系。相反，阶级语汇的使用，是为了对行动的形式和要求的种类进行社会的、历史的描述—譬如说，马克思将“社会共和国”称为“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同上书.p.109)。借由“无产阶级”这一术语马克思指出，这些要求和行动形式在历史上代表着一些新的东西，它们不再代表传统的工匠：相反，对于社会所具有的新形式而言，这些要求显得更为充分。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这些要求与工人的现实状况之间存在着张力。反过来，马克思潜在地认为，革命运动被镇压之后的同一些工人的要求和行动形式所具有的历史性质是工匠的，他将其描述为在现存的工人状况下寻求拯救——对立于在潜在资源的基础上，将旧世界革命化的尝试（同上书，p.110)。换句话说，马克思不是将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学的描述，他将其作为一种社会范畴，同时也是一种主体性的历史与社会特定形式的范畴，这一范畴试图说明意识与行动的不断变动的形式所具有的意义。
关于马克思在其历史著作中对阶级的处理，一些晚近的讨论见Craig Calhoun,“The Radicalism of Tradi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no. 5 (March 1983),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Radic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12 (1983); Mark Traugott, Armies of the Poor (Princeton, 1985)。
我在这里所勾勒的方法指向一种对集体的社会与政治行动的理解。这一理解的出发点既不是一种集体主体的观念，也不是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去语境化的个人以其利益为基础而活动。它与那种以阶级为中心的阐释不同，后者试图直接勾连社会阶级背景与政治行动。有一些阐释赋予一个社会集团以准客观性，这一性质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主义中异化形式的社会中介所特有的。不过，这一路径同时也区别于下述的路径：它们批评这种阶级实体化的形式，尽管它们基本上接受了它们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所具有的同样的框架。（不论它们在建立“政治方针”时，是否赋予政治因素或组织因素以比社会背景更高的地位，都是如此。)它截然不同于那种试图把握政治与社会概念，以及行动形式所具有的历史和社会性质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