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无法充分分析这一过程，我依旧可以指出，基于目前所做的讨论，这一过程同样在结构上是以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一般科学、技术和组织知识与实践的模式，是在某种社会背景中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规定了这一背景的，是一种抽象的、同质的、数量性的社会维度。因此，这一社会背景将会走向生产力和效率的持续提高。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的诸多方面，都在价值规定框架所给出的目标之下被发展、使用，同时，它们也在结构上强化并重构着这一框架—也就是说，它们作为价值的属性而发挥作用。然而，这一作用并不外在于它们的性质：它们不仅重新规定了价值维度，同时也反过来被价值维度所规定。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劳动的两个维度的辩证互动在于：实质维度日益为价值维度的特质所内在地结构。
由此，我所谓价值维度对使用价值维度的“占有”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其中，以价值维度为源泉的那种形式合理性，结构了使用价值维度。它导致了现代生活中的一种趋势，韦伯将其描述为一切生活领域的不断增长的（形式）合理化，而哈贝马斯则将其表述为世界不断增长的工具化。因为这一过程不断将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实质维度纳入其中—也即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和社会政治生活机制的行政合理化。所以，哈贝马斯将其源泉置于劳动本身中。但是，这一实质发展的根本基础不在于劳动的具体维度，而在于其价值维度。尽管后者确实塑造了前者的形象，但我的分析已经证明，两者并非同一。资本两个维度的这种不同一性，是其深层辩证动力的根本矛盾的基础：它带来了这两个维度在未来彼此分离的可能性，因此也带来了转变资本主义下的社会一般知识和能力的发展模式的历史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知识和能力模式有可能变成为人们所用的手段，而非为社会建构的抽象统治的手段。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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