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将商品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实践和思想的根本结构性原理，他对商品的分析为对现代普遍性与平等的性质进行社会历史批判提供了起点。随着资本——作为整体性社会形式的商品—在历史上的出现，出现了一种社会中介方式，它是抽象的、同质的、普遍的：这一中介的每一例（即每一件作为价值的商品)都不具有质的特定性，而是整体性的一个要素。与此同时，作为使用价值，每一件商品在质上都是特别的。作为一种实践形式，社会中介的商品形式带来了一种具有潜在普遍性的社会平等形式，它在客体之间、在劳动者之间、在商品拥有者之间以及潜在地在人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共通性。但是，这一普遍性的形式是抽象于独特的个体与群体的质性特殊性的；商品形式带来了一种对立：一边是一种抽象的、同质的普遍性形式，一边是一种拒绝普遍性的具体的特殊性形式。①
这样一种分析避免了以准形而上的方式，将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性形式当作普遍性本身；相反，它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历史特殊的普遍性形式，这一形式具有普遍性这一超历史形式的外形。这一方法并非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的现实与它的理想对立起来，而是为这些理想本身提供了一种历史分析。这一分析将现代的、抽象的普遍性形式，与商品形式的价值维度联系了起来；它并不必然意味着驱逐这一普遍性形式，却带来了对其歧义性的一种社会分析一如上所述，这一普遍性形式具有积极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但是，因为它对立于所有的特殊性，它也同时成为了抽象统治的一个方面。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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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对立的一个例子，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典区分：一边是作为公民的个体，与其他的公民等同，无法区分出来；另一边是具体的人，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同样可以说，这一对立的一个更为曲折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区分的建构与感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