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这里我不拟阐明这一社会历史方法，但我将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表明，这一方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形成价值的劳动的必要性与非必要性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这一观念指出，正是建构了社会形态并为社会形态所必需的东西，即作为社会中介活动的劳动，由于其建构物所具有的潜力，而变得越来越不必要。这反过来表明，下述两者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鸿沟：一者是人们在一个由劳动所中介的社会中所依旧从事的那种劳动，二者是他们所可能从事的、不以资本主义的这一“必要性”为目的的那种劳动。
我们可以从这一矛盾的发展出发，来考察对待劳动的态度的变化，以及什么东西构成了有意义的活动。这将包含一种对主体性的新需求与新形式的历史出现的分析，这一分析依据工作（和其他社会再生产机制）结构的日益强烈的不合时宜性和它们在现代社会中依旧具有的核心性之间的不断增长的结构性张力而进行。这一分析可以依据这种张力，来考察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出现的“后唯物主义”价值及其随后的退潮：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危机和结构转型极大地重建了劳动（定义如上)和物质再生产之间“必要的”关联。这一方法同样有助于阐明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私生活领域的定义及其关系的变化，以及被像丹尼尔·贝尔和安德烈·高兹这样差异极大的理论家所注意到的最近的现象——即消费在自我认同中日渐增长的重要性。后一问题不应被仅仅理解为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于大众消费（这一立场常常将消费仅仅视为是广告所造就和操纵的）；这种研究也不应以一种文化主义的方式将消费物化为认同与抵抗的场所，就好比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的物化一样。相反，它同样应该依据工作作为一种认同来源的衰落，来分析消费的主体意义的增长，并将这一衰落联系上劳动结构的前所未有的悖时性质，以及为生产而生产对这一工作的性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劳动的必要作用，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的特定结构，越来越背离时代，尽管它们不断被重构着。这一理念同样也可以作为一个基础，来分析道德和自我的概念的更为深层的历史变化。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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