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思考可以作为一个起点，来考察废除无产阶级劳动，以及废除资本所需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比如说，它可以历史地说明不同形式的工人不满，以及他们对工作的缺乏认同。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工人阶级组织和克服资本主义之间的可能关系时，这一阐释同时凸显了一个困境。它表明，在与工人阶级的自主相关的行动和政治组织（不论多么激进与具有战斗性）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行动和政治组织之间，不存在线性的关系或直接的连续性。事实上这一方法指出，在仅仅将工人作为工人的行动和政治组织（因此对工作投以全部关注；在现存的政治经济框架中，工作被定义为个体再生产的必要手段)与超越这一独断性定义的行动和政治组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张力。它表明，一种涉及工人的运动如果要超越资本主义，那么，它将既保卫工人的利益，又必须参与他们的转变—譬如说，去质疑既存的劳动结构，不再依据这一结构来理解人们，以及重新思考他们的利益所在。然而，我所能做的，也止于在这里提到这些课题与问题。
价值建构的劳动的必然性与非必然性之间具有一种不断增长的张力，只要这一理念依旧指向社会中介形式，那么，它的内涵就不限于对工作结构本身的考察。依据对资本主义矛盾的这一理解所能做的最后一例考察（我已有所涉及）是：普遍性的概念，以及对待普遍性的态度的变化。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结构形式的发展的分析，给出了不同的社会建构的普遍性形式；这一看法可以作为一个基础，来超越同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对立，去对新社会运动的一些特点进行社会历史考察。这些运动试图构造一种新的普遍性形式。这一方法同时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去重新思考近几十年的新社会运动和以认同为基础的政治，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及其可能的克服之间的关系。然而，所有这些例子都只是建议。在这一研究的初步逻辑层面上，我无法充分展现我的阐释所给出的这些可能的意涵。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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