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马克思的分析，直到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它的两种规定下)都定义并占满了劳动大众的时间，并允许少数人拥有非劳动时间。随着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生产的潜力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额外”时间这一新的历史范畴出现了（它为大多数人所有），并且带来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其两个面向上的剧烈减少，以及劳动结构与劳动和其他社会生活方面之关系的转变。但是，这一额外时间仅仅是作为潜在可能而出现：由于它是被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所结构的，它便以一种“过剩的”劳动时间的形式而出现。这个词反映了矛盾所在：在旧的生产关系的规定下，它依旧是劳动时间；而依据新生产力的潜能来判断，在旧有的规定下，它是过剩的。
应当说明的是，“过剩”不是一个从社会之外的立场做出的非历史的判断范畴。相反，它是一个内在的批判性范畴，根植于发达生产力的潜能与其现存社会形式之间不断增长的矛盾中。由此看来，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的必要劳动时间和非资本主义的必要劳动时间加以区别。正如我对马克思的分析所做的讨论指出的，这一区分不仅指向了社会必要劳动的量，也指向了社会必要性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不仅指向了总劳动时间的极大减少的可能，也指向了克服社会强制的抽象形式的可能，这些形式由社会中介的价值形式所建构。在上述讨论中，“过剩”应当被理解为是由历史产生的、“必要”的直接对立面，它是一个矛盾的范畴，表达了社会与其资本主义形式相脱离，因之割断它们先前的必然联系的日渐增长的历史可能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其展开过程中，引发了对旧形式的批评和对新形式的想象。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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