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马克思的阐释表明，不论我们将社会关系，即社会依存形式，理解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不够充分。马克思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介的本质，而非仅仅指向社会是被中介的这一状况。社会依存关系始终是被中介的（非中介的社会依存关系在字面上是矛盾的）。构成一个社会的特征的，是这一中介、这一社会关系的特定性质。马克思的批判，是站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另一种社会政治中介的立场上，来批判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如此，它是一种关于社会中介形式的批判理论，而非从无中介的立场出发批判中介。理解这一点，使我们避免了后一种立场所设的陷阱：一个可能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克服了中介本身，将可以带来一个在本质上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论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还是一个空想共产主义式的社会。①此外，如果将马克思的批判视为对一种特定中介形式的批判，而非对中介本身的批判，那么它便可以用于思考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的社会与政治中介形式。事实上，这一理论为这种思考建立了社会的与历史的基础，使其可以用于评估可能的后资本主义形式的历史可行性与社会后果。
我已经描述了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的批判性考察的核心对象，是劳动的历史特殊形式。而在另一种理论中，劳动形式依旧是一个未经检验的出发点，被用来批判性地分析分配形式。这些分歧联系着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版本：其一以《大纲》为代表，其中，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财富与劳动形式，随着对这一社会形态的废除而一并废除了。其二则包含在这样一种阐释中，其中，价值被作为一个市场范畴，据此，同样的财富与劳动形式，在资本主义中被间接地分配，而在社会主义中则被直接地协调。两者的分歧之大，使得我必须进一步考察关于分配方式的批判理论所具有的前提。为此，我将对马克思的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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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关于这一点的更为细致的讨论，见 Jean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Theory(Amherst,Mass.,1982)。尽管琼·科恩将传统视野中对中介的克服等同于马克思的批判，她的战略意图却在于批判中介本身可以超然地存在这一观念，这一点与我的阐释很接近。